李昭明没有回头，脚步不停，声音从前方传来：“来不及也得来。拆迁的事，急不得。但也不能拖。一个一个地谈，谈妥一个，拆一个。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到位，老百姓不会不通情达理。”
梅晓歌点了点头，没有再说话。
两人上了车，驶回县委大院，休息一下还得去老书记的家里。
晨雾散尽，阳光透过老槐树的枝叶洒在青砖小院里，光影斑驳。
周良顺坐在院中石凳上，面前的石桌上摆着一壶茶，茶香袅袅。
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，手里捧着一本翻了多年的《资治通鉴》，老花镜架在鼻梁上，整个人透着一股退休老干部的从容。
院门虚掩着，没有锁。
李昭明在门口站了片刻，轻轻推开门，迈步进去。
他没有带秘书，也没有带其他干部，一个人来的。
梅晓歌跟在后面，手里提着一个果篮，脚步有些迟疑。
李昭明回头看了他一眼，微微点头，示意他跟上。
两人走到院中，在周良顺面前站定。
李昭明微微欠身，语气恭敬而不失分寸：“周书记，我是李昭明，现任光明县委书记。今天来拜访您，一是向老领导请教，二是想跟您聊聊搬迁的事。”
周良顺抬起头，摘下老花镜，目光在李昭明脸上打量了片刻，又看了看他身后的梅晓歌，嘴角浮起一丝淡淡的笑意。
那笑意里带着几分了然，也带着几分说不清的复杂：“原来是李书记啊。坐吧。茶自己倒，我就不给你倒了，老了，腿脚不利索。”
李昭明也不客气，在石桌另一侧的石凳上坐下。
梅晓歌把果篮放在石桌旁，在另一张凳子上坐下。
周良顺看了一眼果篮，没有说什么，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，放下，目光落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上。
“这棵树，是我来光明县那年种的。那时候我才三十出头，还是个毛头小子。一晃三十多年了，树长大了，我也老了。”
他顿了顿，收回目光，看着李昭明：“我知道你为难。这个院子，处在水源地搬迁的核心位置，我不搬，其他人都在看着，谁都不会搬。”
李昭明没有接话，等着他继续说。
周良顺端起茶杯，又喝了一口，放下，语气平淡，像是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：
“但这院子我住了十几年，有感情。一砖一瓦，一草一木，都是我自己拾掇的。说搬就搬，舍不得。”
李昭明点了点头，语气真诚：“周书记，您是老领导，最懂光明县的情况。这水源地保护，关系到几十万人的饮水安全，也关系到光明县的长远发展。
您的院子在关键位置，您要是带头搬，全县的工作就好推进了。我不是来逼您，是来求您帮忙。”
周良顺看着他，目光里多了几分审视。
沉默了好一会儿，他缓缓开口，语气里多了几分感慨：“你这个小李，倒是会说话。不像有些人，来了就是谈条件、讲政策、摆困难。”
李昭明笑了笑：“周书记，我是晚辈，在您面前，不敢摆架子。光明县的事，要靠老领导支持。”
周良顺靠在石凳上，目光落在远处的天际线上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，在他脸上投下细碎的光影。
他终于开口，语气里多了几分决断：“我可以搬。但有个条件。”
李昭明坐直了身子，语气郑重：“您说。只要合理，我们一定满足。”
周良顺看着他，目光深邃，一字一句：
“拆的时候，把电视台叫来，把阵仗搞大一点。我要让全县人都知道，不是政府逼我搬，是我周良顺为了光明县，主动带头。我在光明县干了一辈子，不想临走还让人戳脊梁骨，说我是钉子户。”
李昭明心里一动，面上却不动声色。
他已经猜到了周良顺的心思。
这位老书记在光明县干了一辈子，从基层一步步走到县委书记的位置上，退了休，最在意的不是钱，不是房子，是身后名。
他迟迟不搬，不是为了多要补偿款，而是在等一个时机，等一个能让他体面退场、赢得赞誉的机会。
当了这么久钉子户，就是要让政府妥协，给自己营造声势，不是政府拆了他的房子，是他高风亮节，主动让路。
李昭明在心里快速盘算着。
周良顺要名声，给他就是了。
一个退休老书记的名声，值不了几个钱，但水源地搬迁的大局，耽误不起。
他想起汉东省那位退休老检察长陈岩石。
那位老人，说是一辈子清正廉洁，但退休后为了替大风厂工人说话，对抗政府，对抗法院，最后落了个教唆工人武装对抗的名头，连累儿子陈海躺在医院里，一辈子抬不起头。
那就是前车之鉴。
陈岩石的教训，周良顺应该知道。
他要名声，就给他名声。
但有一条底线，他不能像陈岩石那样，退休了还想干预政府工作。
那是红线，谁碰谁死。
李昭明没有马上接话。
他端起石桌上的茶壶，给周良顺的杯子里续了水，又给自己倒了一杯，慢慢喝了一口，放下。
他的目光落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上，语气平静，却带着几分追思的意味：
“周书记，您知道我是从省里下来的。来光明县之前，我在省里工作了半年，经历过一些事，也见过一些人。”
周良顺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
李昭明收回目光，看着周良顺，语气里多了几分感慨：
“我刚到汉东的时候，在省里参与过一个案子。那个案子，牵扯到一位老同志，省检察院的老检察长，陈岩石。您应该听说过他。”
周良顺的眉头微微动了一下，但面色依然平静：“听说过。汉东政法系统的老前辈，退休后闹出了不小的动静。”
李昭明点了点头，语气低沉：“陈岩石同志干了一辈子，清正廉洁，刚正不阿。
退休后为了替大风厂的工人说话，四处奔走，递材料，上访，甚至在工人占厂的时候，亲自去现场。最后，被人定性为教唆工人武装对抗政府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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